如何看待歷朝歷代的奇裝異服現象

 

古今中外都存在奇裝異服的現象,成因各有差別,但大致都是人追求自由和社會要求秩序之間發生了衝突。不同的國家和文化,對奇裝異服有著不同的判斷標準和接受尺度。

 

東周“禮崩樂壞”,出現奇裝異服

 

目前所記載的奇裝異服現象,幾乎都是在東周以後發生的。

 

周王朝有《周禮》來規範國家體制和個體行為,曾經有過近四百年的穩定期。在那個時代,《周禮》確實是先進的,但其所倡導的格式化生活,也會逐漸變成對人性的束縛和對社會發展的阻礙。於是在各種力量的碰撞消長中,服裝層面也上演了一場“禮崩樂壞”的大戲。

 

從春秋到戰國,一連串的人物以挑戰的姿態出現了。比如齊桓公,不以周王朝的紅色為尊,毫無顧忌地帶動紫服潮流;比如老子,對《周禮》所倡導的堂皇、尊貴、繁複進行了觀念上的顛覆,直言“聖人被褐懷玉”。

 

那個年代,齊靈公的宮女女扮男裝,齊景公身穿奇裝異服,鄭公子子臧頭戴鷸冠,孔門弟子子路年輕的時候也戴雄雞冠,楚國大夫屈原甚至自稱一輩子喜歡“奇服”。荀子在《荀子·非相》中提到:“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儇子指的是輕薄巧慧的男子,可見當時確有很多男子追求一種細膩柔弱的審美。

 

奇裝異服的問題似乎出在奇異二字:所謂奇,就是沒見過的;所謂異,就是跟大多數不同。中國古人的看法卻頗為犀利,把奇裝異服定義成了政治和天道的叛逆者,於是,如下三種服裝會被視作奇裝異服。

 

第一,違背了制度和規定。古代服裝等級森嚴,上級可以向下相容,但下級絕不能穿上級的服裝,否則就是僭越。這種等級表現在款式、色彩、材質、花紋、數量、工藝等各個方面。除等級之外,還有其他關於場合、職業、時辰的複雜規定,如有違背,則視為奇服。《禮記·王制》中規定“作異服者,殺”,足見奇裝異服的影響日漸強大,為統治者所深惡痛絕。

 

第二,男女錯亂的服裝。陰陽是中國人心目中最深刻的理論,凡事都會按陰陽進行分析。比如,男為陽女為陰,就是最典型、最概括、最本質的描述;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才是正確和諧的狀態。因此,女扮男裝或者男扮女裝,除了特殊情境,都會被視為奇裝異服。雖然這樣的裝扮不是殺頭的罪過,但社會的態度普遍是否定的。

 

第三,引發災難的服裝。五行與陰陽一樣,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樣具有解釋一切的功能。在五行當中,木是大地的外觀,所以與人的服裝對應。漢代文獻《洪範五行志》中說:“貌之不恭,是為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意思是,帝王如果態度不恭敬,外表不端莊,就犯了狂妄的罪過,將會受到大雨連綿的懲罰,後果會很嚴重,社會上就會有奇裝異服等問題出現。服妖,既可做奇裝異服的別稱,也可指其背後的神祕力量。

 

特立獨行的魏晉風度

 

雖然奇裝異服每個朝代都有,但整個時代都引為典型特徵的,當數魏晉。

 

魏晉是從曹操家族開始的,他們的裝束也算是魏晉風度的開篇。在《曹瞞傳》中,曹操是這樣一種形象:“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曹操身披輕紗,帶著個小包,裡面裝著手帕和細軟。很難想象一代梟雄曹操,居然有如此細膩的一面。

 

有這樣的父親,接下來又有了這樣的兒子。《三國志·魏略》中這樣描寫曹植:“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曹植為了接待客人,令侍從取水過來洗澡,敷粉,粉面出鏡。有這樣的兒子,接下來又有了這樣的孫子。《晉書·志第十七章》:“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曹操的孫子魏明帝曹睿,戴著織繡的帽子,披著淡青色薄綢半臂,以這樣的裝束接見大臣楊阜。楊阜嘴直,當面提了意見:這是依照什麼禮法的服裝呀!魏明帝默然無語。

 

除了皇族,文人雅士也是引領潮流的力量。“竹林七賢”是一群特立獨行的人物,這群人似乎不屑於參與政治,服裝也表現出挑戰常規的怪異。他們當中有人袒胸露臂,有人頭簪鮮花,也有人散發赤足,這種“粗服亂頭”即使在現代恐怕也很難被普遍接受,在當時更是驚世駭俗。然而不管遭到多少人的唾罵,他們依然如此逍遙,全然不把正統思想宣揚的禮俗放在眼裡。

 

有人說魏晉人物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說他們是思想解放的先鋒,不管如何評價,這種現象的形成一定有相應的歷史背景。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典型的混亂時期。作為個體的人安全感極低,可以說無論什麼都只是短暫的存在,沒有長久的意義。既然沒有長久打算,眼前的舒適就變得尤為重要。所以人們不想再受禮制約束去穿衣戴帽,服裝自然會變得隨心所欲。

 

在這種局面下,為了擺脫生命的苦難,一定會有人做超越現實的思考,玄學便應運而生。魏晉名士崇尚清談,追求玄妙境界,講究的穿著反而會對純真的境界造成干擾。外在越不作修飾,內在的深刻越容易彰顯,返璞才能歸真。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或都有能力追求玄學境界,人類對自身美的關注是一種本能。此前受儒道兩家思想影響,人本身要讓位於天地並受禮教約束。到了三國,人們對自身美的追求逐漸得到放大,進入魏晉則到了熱情迸發的時代。妝容服飾受到極大的重視,塗脂抹粉,服裝華美,很多男人把自己變得細皮嫩肉,面板吹彈可破。這個時代很多人的妝容服飾,堪稱一個“媚”字。

 

宋朝開始,“服妖”的故事越來越多

 

魏晉時期奇裝異服的故事雖然多,但人們並沒有將其歸結為服妖。而從宋朝開始,出現重大社會問題,經常會把服妖作為一種說辭。

 

給宋人心中留下難以治癒的傷痛的靖康之恥,就被認為和服妖有關。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說到,在靖康初年,京城裡的女人流行穿一種服裝,首飾和花紋體現四季,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等各色生香,構成了一年的風景,名為“一年景”。陸游寫道:“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意思是,“一年景”服裝是不祥之兆,所以靖康這個年號只用了一年。

 

兩宋之際,金人南下,朝廷惶惶不可終日。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就會追求在短期內享樂。而從朝廷角度,指責“服妖”,進可以藉機整頓社會風氣,退則可以作為藉口,推卸責任。之後的文人也經常用這樣的思路來解釋社會現象。

 

在清朝,官貴子弟流行過乞丐裝。近代文人李孟符在京城親眼見識了一個少年行乞。這位少年面色黧黑(黑裡透黃),袒裼赤足(敞開上衣赤著腳);下身僅著一犢鼻褲——就是司馬相如穿過的那種大褲衩,長度還不到膝蓋,又髒又黑,破破爛爛,幾無法遮羞;腳上穿著破舊的草鞋。看這少年的裝扮應該是位丐幫弟子,但他身邊有好多隨從,其中竟然還有戴三品冠帽的人。等這位少年玩夠之後洗了一把臉,露出“白如冠玉”的本色,原來是某王府的貝勒。原來,乞丐裝在京城貴人中廣為流行。後來經過庚子之亂,李孟符頓悟,原來這種服妖是神州陸沉之兆。

 

其實李孟符說得沒錯,乞丐打扮確實是清王朝將要覆滅的預兆,只是跟妖魔鬼怪沒有關係。任何時尚的流行,都有背後的社會心理支援。

 

往前一步可能是時尚,懂時尚就是懂人心

 

古代一出現奇裝異服,往往遭到詬病,但如果我們以現代的理念,去指責古人壓制人性,也是武斷的。祖先在那個年代,需要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傳統之所以形成,就是因為曾經幫助過祖先的生活。

 

第一,古代沒有報紙、電視和網路,官員長什麼樣子,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所以需要一些外在的標誌來說明身份和級別,服裝就是標誌之一。

 

第二,古代戰爭頻發,當外敵侵入,穿同樣服裝的人自然會聚集在一起,團結對敵,如果混穿,且不說文化認同和民族凝聚力,恐怕連眼前的敵我都分不清楚。

 

第三,古人衣著寬大,如男扮女裝,可能看不出性別。歷史上的確發生過男扮女裝,以教良家女子針線活為幌子進而性侵的案件。《舊唐書·李密傳》也記載過效忠李密的王伯當帶領數十人,穿著女性裝束,藏刀裙下,詐稱是軍士的妻妾,混入城門後突然下手,佔領了縣城。

 

但不可否認,很多服裝時尚是從奇裝異服開始的,時尚之初,往往會被詬病為奇裝異服。明代蓮花大師所著的《竹窗隨筆》當中談到了時尚一詞,與現代的意義基本相通——“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語,種種所作所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隨之,謂之時尚”。時尚在形成之初,往往是一個人的事情,但這個人不小心做對了,喚醒了普遍存在的渴望,於是大眾紛紛響應,成為潮流。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變了中國軍服,在推行之前遭遇強烈反對,但是後來得到了多國的響應,引發了大面積的軍服改革。袁紹戴縑巾,因為不符合官服制度而遭人非議,但沒有他的這一舉動,也就沒有後來的羽扇綸巾、東坡巾子,中國歷史不知道會因此少了多少精彩的事和精彩的人。

 

一種奇裝異服誕生之初,的確看不清楚將來會演變成什麼,也許能美化生活成為流行時尚,最終被凝結進傳統,也許曇花一現之後被歷史遺忘,甚至還敗壞了社會風氣。我們需要對所謂奇裝異服有適度的包容,不然雖然敗壞的危險減少了,但創新的機會也就失去了。

 

奇裝異服的出現,是人心變化的訊號,有成為時尚的可能;而一種時尚之所以存在,少不了其背後無數人的支援。所以,時尚是了解人心的鑰匙,懂時尚就是懂人心。

 

(作者系百家講壇《中國衣裳》系列講座主講人)

 

李任飛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