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的重大社會政治意義

編者按

 

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鬥,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考古發現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中國考古學蓬勃發展、碩果累累,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紮實推進。這些都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何進一步加強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是考古工作者乃至整個歷史文化學界的一項重要任務和時代使命,既需要進行理論上的思考與探索,也需要腳踏實地,勤奮耕耘,拿出更多特色鮮明、創新性強的考古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

 

作者:韓國河(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不僅指明瞭中國考古工作的發展目標與未來方向,也對其應當發揮的作用和實現的價值進行了深刻闡釋。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做好考古工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考古工作的重大社會政治意義

 

安陽殷墟

 

 

  揭示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歷史脈絡,展示中華文明重大貢獻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考古學是歷史學科的分支,通過實物資料來揭示古代歷史的真實面貌,進而探索社會發展規律。考古發現表明,至少在上百萬年以前,中國的大地上便有人類起源和發展。然而,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歷史衹有三千餘年,因此,對於之前漫長曆史的探索主要依靠考古學。

 

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以來便肩負著探究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重任,同時也承擔著增強民族自信心的重任。20世紀初,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之中,西方列強掌握著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優勢,掌控著國際社會話語權。一些西方學者通過對齊家文化遺址的調查,提出“中華文化西來說”。20世紀40年代,夏鼐先生通過發掘一座齊家文化墓葬,用地層學相關知識證明了仰韶文化和齊家文化的早晚關係,攻破了“中華文化西來說”的錯誤論斷。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考古學科體系,一系列重大的考古發現真正做到“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尤其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大專案的開展,使得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進一步明晰。近年來,良渚、石峁、陶寺、紅山等遺址的一系列重大發現,表明了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多元性,並最終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實現各文明要素匯聚中原,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即夏王朝。二里頭夏都遺址、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安陽殷墟等傳承和發展了夏商早期華夏文明的核心內涵,兩週時期的諸多城址和高等級墓葬闡釋了中國禮制文化的形成,漢唐時期的長安和洛陽呈現了兩大王朝的恢巨集與包容,北宋都城汴梁展示出中國古代繁榮的經濟和文化面貌,北魏洛陽城、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則體現了中華民族逐步融合、不斷髮展的過程。這些重大的考古發現將中華民族在古代所創造出的燦爛成就向世人一一展示,不斷證明著中華文明的一脈相承,昭示著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國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古發現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不難看出,中國考古學的特質、發展歷程與五千多年綿延不絕文明史的發掘、考證與闡釋緊密聯絡,擔負著證實和展示沒有文字記載歷史時期重要節點和時空場景的功能。換而言之,沒有考古學的科學發現、沒有考古學的正確認知,歷史的長度和麵相就可能停留於神話與傳說之間,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祕面紗就始終難以揭開。

 

考古工作的重大社會政治意義

 

良渚遺址出土玉琮

 

  增強民族凝聚力,堅定文化自信

 

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始終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在近代考古學誕生之初,美國學者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在國際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基於該書所形成的關於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的研究是唯物史觀的體現。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人“居室葬”,到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裴李崗文化墓葬,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山東大汶口墓地,再到文明曙光出現的陶寺墓地,這些考古發現完整地展現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的過程。考古學揭示的人類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再發展到“鐵器時代”的程序,同樣與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相契合。也就是說,中國考古學在科學化發展過程中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實物遺存探尋並書寫著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

 

考古學不斷用實物資料豐富和建構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體系。中華文明的起源由各地多彩的史前文明逐步融合於中原,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架構。隨著秦漢建立大一統王朝的程序,文化格局也從多元一體轉變為一體多樣,並一直沿襲下來。近年來,關於絲綢之路的諸多考古發現表明,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晚期,冶金術、小麥從西亞傳入中國,粟和黍也在這一文化交流背景下逐漸被中亞和西亞地區的居民們栽培。漢代以後,東西方經濟與文化交流更加頻繁,西方的玻璃器、金銀器同中國的絲綢、瓷器等成為古代東西方友好往來的重要見證。隋唐長安城中發現的景教、祆教、佛教等寺院及文物遺存,有力佐證了東西文化信仰的融合與交流。文獻記載的“四方”“四夷”以及鄰國來朝同考古學很多發現相互印證,從中使人們看到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具有的海納百川的開放氣度,也印證著文明交流與互鑑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

 

考古工作的重大社會政治意義

 

陶寺遺址出土彩繪龍盤

 

考古學用活化的遺蹟和遺物記錄著文化認同和國家觀念深化的歷史腳步。從考古學的角度看,這種歷史趨勢初步形成於夏商周三代,在秦漢時期得以奠定,突出表現在都城和陵墓等方面。北魏洛陽城便是在吸收魏晉洛陽和曹魏鄴城營建理念的基礎上修建起來的,而遼上京和遼祖陵的佈局特徵揭示了少數民族政權對中原文化兼具吸納和反饋兩方面作用。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原的過程中,同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進行融合,寺院的佈局仿照漢式傳統而建,體現了宗教對國家文化的認同。2019年,奇台石城子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雲紋瓦當、五銖錢等漢代典型器物,其性質可能為東漢“疏勒城”舊址,展現了古代新疆各民族文化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

 

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不斷傳承和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歷代王朝對文化和國家觀念的認同。因此,考古學不僅要成為發掘物質文化的主力軍,更要為不斷增強民族凝聚力、堅定文化自信貢獻力量。

 

考古工作的重大社會政治意義

 

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頭部特寫

 

  傳承中華文明,豐富歷史文化滋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古遺蹟和歷史文物是歷史的見證,必須保護好、利用好。作為傳承歷史文化、維繫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考古遺蹟和歷史文物對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價值。

 

史前與夏代的考古與遺產保護傳承工作,直接關聯著國家與文明的起源。例如,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黃帝陵在今陝西黃陵縣,根據史書記載,歷代都到這裡祭祀黃帝,成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1937年,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關頭,國共兩黨於清明節共同公祭黃帝陵,毛澤東同志親自撰寫祭文,這一活動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喚起全國民眾奮起抗日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考古領域,黃河流域考古發現已經構築了1萬年以來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沒有大的缺環,黃帝時代的文化遺存位列其中。而要清晰揭示這段歷史,未來仍需各領域專家對這些遺蹟和遺物展開科學研究,當然也需要考古學本身不斷再發現、再佐證,現已啟動的河南三門峽靈寶北陽平遺址的勘探與發掘工作就是這方面的新探索。

 

商周至明清考古與今天各類遺產保護傳承工作,都承擔著這方面的功能。當我們在學習和詮釋甲骨文記載的歷史時,可以深刻體會中華先民的偉大,感悟語言和文字世代相襲是中華文明流傳最廣泛、最深厚、最基礎的文化基因。當我們面對秦始皇陵兵馬俑時,又一定可以品味“六王畢,四海一”的豪邁程序。端詳漢代瓦當“長樂未央”的文字,注視乾陵無字碑,再漫步於明清帝陵,心中定會感慨萬千。這些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能夠讓我們觸控和感受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從而豐富全社會的歷史文化滋養。

 

考古遺蹟和歷史文物是不可再生資源,保護了它們,也就續寫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文脈。毫無疑問,各地有不同的歷史文化遺產,對於各地歷史文化內涵的解析,都離不開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對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故宮、殷墟、秦始皇陵兵馬俑、龍門石窟等遺址來說是如此,對其他各類考古遺址和遺存來說亦是如此。考古學不僅要把五千多年的文明內涵說清楚,也要解決好中華文明根系問題,探尋“不斷裂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從而幫助人們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同時也讓世界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華民族精神,從而不斷加深對今日中國的認知和理解。

 

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發揮以史育人作用。歷史文化遺產不僅生動述說著過去,也深刻影響著當下和未來;不僅屬於我們,也屬於子孫後代。一方面要以加強能力建設為著力點,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另一方面,通過對考古遺存的講解和知識傳授,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掌握傳統文化精髓,傳承和創新中華優秀文化,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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