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美国霸权主义染指台海

去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后，民进党的这些败将可谓柳暗花明，虽败却又更上一层楼。于是乎“败选者联盟”纷纷走上更高的岗位，诸如苏贞昌、陈其迈、林佳龙等等，被外界戏称蔡当局在“派系大分赃”，安排了一干系“白白胖胖”政治酬庸。近来，坐上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高位的败将苏贞昌更是神气活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蛮横、无所顾忌。

 

香港杀人嫌犯陈佳同欲来台投案，这是一件再单纯不过的司法事件，而面对马英九就此事件对蔡当局的批评，“电火球”苏贞昌更是火力全开，冲锋陷阵，一方面痛批香港特区政府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批马英九“魔鬼说”。

 

如今，2014的太阳花学运民事诉讼一审判决，台北市警局应赔偿其中14人新台币111万元。如此荒谬的判决，让广大执法的警察情何以堪，这简直是颠倒黑白，颠覆社会最基本的认知。这充分说明蔡当局凌驾司法，把司法政治化、附庸化，玷污了司法的公正性，也等同支持太阳花暴力的正当性和合法化。如此置社会基本公理和秩序于不顾，让世人汗颜。这将是民进党当局自作聪明为自己预先挖好的一个坑。

 

而面对游行示威的民众，当蔡英文需要警察保护时，则采用刀锋、拒马的方式来对付民众，用强硬执法野蛮地对待民众。保护蔡英文，警察执法就有合法性，而警察阻止太阳花学运分子暴力冲击破坏台湾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却变成了违法行为，还得赔偿。做台湾警察也太难了，这是一个如妖魔般变幻莫测的蔡当局呀！

 

太阳花学运赔偿判决，无疑是从“司法”上在作秀，它在做给香港暴乱分子看，给香港政府在处理暴乱上制造新的难题和障碍，可谓居心叵测。然而，不作不死，只是时候未到，蔡当局必将受到这一荒谬“赔偿判决”的惩罚。

 

蔡当局对于杀人嫌犯来投，不是将司法回归司法，而是极力将其政治化复杂化，横加阻挠，制造麻烦。苏贞昌更是说，“杀人犯被判死刑定谳就该执行”。苏贞昌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目的就是对嫌犯进行恐吓，意在打消嫌犯来台投案的目的，至少是延缓到台投案。

 

蔡当局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民进党和蔡英文的选情，蔡英文在香港暴乱中捡到了“枪”，从民调上看，好像对其选情有帮助的。所以，当然不希望陈嫌犯来投，影响或搞砸了蔡英文的选情。此时的蔡当局如同妖魂附身，全然不顾及受害人及家人的道义公理，这无疑是对受害人及家人的再次伤害。

 

苏贞昌提振经济无力无法，为取得蔡英文的信任，保住位子，甘愿充当蔡英文选举的马前卒，把司法问题转化为政治口水战，捕风捉影，歪曲诽谤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来对待杀人嫌犯事件的批评者。

 

为了选举，蔡当局真是下足了“功夫”，滥用行政资源，撒出了几千亿的“利民”政策支票，又是发观光补助支票，又是发农机补助支票，其目的就是急就章式地为了私利为自己拉选票。可谓“为了选票，支票冲上”。

 

为了打击异己，10月30日，台立法机构的民进党党团临时变更议程，把多个“中共代理人”法案付委。目的就是全面煽动两岸对抗、制造两岸紧张局面，全面打击岛内统派人士，恐吓、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压制岛内的批评声音，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

 

再如，2018年举办公投后，多数民众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以核养绿，但蔡当局就是要大逆民意，专断独行，就是要强硬通过同性婚姻立法，就是要废核。如此任性无羁。

 

综上所述，蔡当局执政的错乱无序，公然背离道义和民意，甚至在颠覆整个社会的最基本认知，这完全是一群“妖魔”执政。蔡当局为何胆敢这么干？

 

一方面，全仗完全执政，便可为所欲为。2016年蔡当局上台以来，完成了全面执政。可以说，只要蔡当局想通过的法案，没有过不了的。正是因为蔡当局实现了完全执政，权力的欲望极度膨胀，飞扬跋扈，之前所标榜的“谦卑谦卑再谦卑”，却成了笑谈，现在是“专横专横再专横”。公投通过的，被蔡当局视为无物，与其想法一致的，便执行；不一致的，公投通过也没有用，照样被蔡当局推翻，可谓滥用权力、目空一切。

 

另一方面，无能力提振经济，用政治斗争来掩盖其不足。蔡当局执政三年多以来，执政无能，导致台湾经济持续下滑，民众生活苦哈哈。为了掩盖其执政不力，蔡当局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无论是对国民党的政治追杀，还是制造两岸紧张局势，目的就是制造台湾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舆论风向，以此转移执政不力的焦点。这三年多来，蔡当局就是这么干的，忙得不亦乐乎！

 

对于这样一个不关注民生、不考虑百姓疾苦的执政者，一个背离民意专搞政治斗争的执政者，一个有意制造两岸对立、拉高台海风险危机的执政者，一个专横跋扈、妖气十足、视百姓如草芥的执政者，台湾怎能会有希望和未来？

 

蔡英文口称让民众再给她四年时间。难道民众还要再养这一干系“白白胖胖者”四年，让百姓继续苦哈哈？（中国台湾网网友：我心飞扬）

 

（本文为投稿作品，不代表中国台湾网观点）

海峡飞虹消息(记者 马晓叶)：今天(30日)，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在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对美国投怀送抱，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利益。    

 

马晓光是在回答台湾《旺报》记者的提问时作出上述表态的。《旺报》记者问：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了“台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采取积极行动支持台湾，强化（与台湾的）政治外交关系与非正式伙伴关系，而对于损害与台湾关系的国家，美国将降低与该国的经济安全以及外交交往。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回答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通过一系列所谓的涉台法案来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立场是严肃的、一贯的。台当局发展所谓的外交关系，不过是痴人说梦，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美国打“台湾牌”，民进党当局投怀送抱、甘当棋子，最终损害的是台海地区的和平，损害的是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利益。    

 

9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所谓“台北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依据新版课纲编写的台湾历史教科书，在各个中学使用已近两月，其混乱的体系、错漏百出的内容和昭然若揭的“去中国化”图谋，激起台湾学界和一线教师的强烈不满。10月24日，台湾“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在台北召开记者会，与会者严正驳斥新版历史教科书的种种谬论、给实际教学造成的困扰，呼吁全社会共同反对“去中国化”历史教科书，不再让其毒害台湾学子。

 

记者会上，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通过录影片表示，从课纲到教科书，民进党当局正用尽一切手段“去中国化”，切割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连结，遂行“台独”政治目的。他列举史实，着重驳斥了新版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内容，直言历史教科书出现这样的内容“实在荒谬”。

 

来自台中二中的高中历史教师伍少侠认为，新版历史教科书按专题教学，把本该用时间串联起来的历史知识切割得七零八落，不但给一线教学造成很大困扰，更是可以随意塞进民进党自己的价值观，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字句将学生引向“台独史观”。他质问道，新版教科书大量使用情绪化的词汇影响学生判断，“若教授的内容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未来这些孩子立身于世界势必将有许多格格不入，认知和实况有极大落差，他们又将要如何面对？”

 

“文史不分家”，新版历史教科书切割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连结，不仅影响中学历史教学，也严重影响中学语文教学。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语文老师区桂芝感叹，学生缺乏相关历史背景，无法进入到许多经典文章的情境之中，“不了解三国历史，就无法读懂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意涵；不了解北宋党争，就不能理解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嘉义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子敬也质问，教科书讲儒学，为何不提儒学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提到端午节，为何却不讲屈原投江的故事？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仪也表示，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被视为经典的课文遭一路打压，从60篇减少到40篇。虽然经典文章数量减少了，但老师们却教得越来越辛苦，花的时间越来越多，“学生们没有时空概念，要给他们补充太多的背景知识”。

 

为了达到“去中国化”目的，台新版历史教科书刻意忽略了诸多重要史实，遭到与会人士痛批。“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理事长、嘉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昆财指出，教科书对清代刘铭传、沈葆桢等人对台湾的贡献只字不提，对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血泪史蜻蜓点水，反而对日本殖民统治大书特书。“民进党编的教材胡说八道，我们学术界教育界要自己写、自己教。”吴昆财说。

 

新学年开学以来，根据新课纲编写的新版“台湾史”教科书已经进入高一、初一课堂。二年级历史教科书虽未面市，但已确知的是，“中国史”将根据课纲并入“东亚史”并采取专题形式编写。吴昆财说，等下册东亚史出现的时候，“中国史”这三个字不但量少了，连质都变了，台湾面临文化和历史危机。“发现了这个危机之后，我深深地以为不可，所以必须站出来做反对新课纲的工作。”

 

记者会上，自己救、自己写、自己教成为与会学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识，而这也正是“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的理念。吴昆财介绍，目前他正联络学者和一线教师制作150集公开课，上传到网上供学生学习。“身为一个历史研究人，我绝不能看着中国史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关门，看着中华文化在台湾断绝。”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危害，他主编的《在台湾建构中国史教育》一书也开始发行。在题为《为历史存真，为时代提笔》的序言中，吴昆财写道：“中国人向来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我们不信真理唤不回，我们也不容青史尽成灰。”

 

（人民日报海外版台北电 记者  任成琦  冯学知） 

 

台湾“立法院”立委争斗。（图片来源：台媒）

 

台湾的民进党的全称是民主进步党，其党名似乎具有追求民主进步的意涵，也赋予其追求民主进步的使命；而且该党一直以“捍卫民主”或者“守护民主”当作口头禅；其实际领导人蔡英文更是把“捍卫民主”或者“守护民主”挂在嘴边，就连她争取网络社群的支持都要说：“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一起守护民主。”其实，民进党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民主”的旗号，反对民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如下几点：

 

其一，箝制言论自由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遭人举报经常在政论节目批判民进党，今年2月被民进党开除党籍。

 

台湾中天电视台连续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3月访问大陆争取可观高雄农产品订单等情况，被台湾媒体监管部门NCC处罚100万元（新台币，下同），还扣下其一则有关韩的新闻“违反公序良俗”的罪名。

 

彭文正在主持《政经看民视》时，接连批评蔡英文及其办公室秘书长陈菊的不当行为，导致该节目今年4月被蔡当局责任停播。

 

今年5月，蔡当局连修七部“法规”，制造打“假新闻”的“法规”依据，把不利于民进党的新闻都定为“假新闻”，企图制造寒蝉效应，封住人们的嘴巴。

 

今年6月，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通过修正“台湾安全法”，把网络空间纳入管制范围，进一步干预民众隐私与言论。

 

今年6月，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黄智贤在福建出席海峡论坛时，发表了支持两岸统一的言论，遭到蔡当局“陆委会”“依法处分”：关停由其主持的《夜间打权》节目。

 

台湾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胡幼伟在脸谱网发表对时局看法时，言论偏向支持国民党、高雄市长韩国瑜，其脸谱网账号今年8月被一度关闭。

 

今年10月13日，台湾自由作家洛杉基在自己的博客发文表示，他的脸谱网帐号已经被“毫无预警地永久删除封杀了！”

 

其二，违“法”滥权对国民党及其政治人物进行清算和追杀

 

民进党当局自从2016年5月20日上台后，便迫不及待、不择手段地违“法”滥权，对国民党及其政治人物进行全面的清算和追杀，意图断其财产来源，把国民党这个主要竞争对打翻在地不得翻身，实现民进党长期执政的梦想。

 

2016年7月25日，民进党主导的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台当局“行政院”将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政党自1945年后取得之财产扣除党费、政治献金等后，推定为不当取得，应移转为公有。当时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批评说，“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针对性太高，违反立“法”原则；设置黑机关，大开组织精简倒车；在“行政院”下设准司法机关，更已违反“宪法”权力分立精神，草案本身不公不义、不正不当。2016年9月5日，台当局“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举行首次委员会，通过“吹哨条款”，检举“不当党产”将视其重要性，最高可得1亿元奖金。并且，规定党产只存不取。蔡当局清算国民党党产，促使国民党月月借钱给党工发薪，随时面临“断炊”的危机。

 

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进行党产清算，还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2017年12月5日，民进党党团强力推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在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该条例内容规划了五大事项，即开放政治档案；消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处理不当党产；其他“转型正义”事项。2018年5月31日，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以下简称“促进会”）正式挂牌成立，当天蔡英文、陈菊和赖清德这民进党“三巨头”也出席。当年9月12日，一场由“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主持的以讨论“除垢法”为名，实行“除‘侯’法”的内部会议被曝光，该会议于8月24日下午召开，其中谈论到要操作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谊，密商如何透过“修法”，给侯友宜在选战中予以痛击，张天钦更在会上直言侯友宜“就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并说“这个如果没有操作很可惜”，甚至狂言道：“我们本来是‘南厂’，现在变‘西厂’，后来升格变‘东厂’。”据悉揭发的是“促转会”副研究员吴佩蓉，她认为“如果我们用了不正义的人以及不正义的手段去推展‘正义转型’，那无异于请鬼开药单！”侯友宜表示，蔡英文成立“促转会”，设了一个“东厂”做为选举政治清算工具，对不起所有追求民主的前辈们。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指出，民进党上台以来创立许多条例，都是剑指政敌，追杀国民党而来，完全违反了“民主法治”精神，“促转会”口说正义，却成为不折不扣的政党打手。

 

其三，违背大学自治精神持续“卡管”乃至“拔管”

 

台湾大学教授管中闵2018年1月5日获选为台湾大学第12任校长。由于管中闵具有蓝营政治背景，蔡当局为了扫除管中闵这个“绊脚石”，进一步控制台湾大学，向青年学生灌输“台独”思想，争取他们认同和支持民进党长期执政，便无视学术的特点和大学自治的精神，一古脑儿地持续采取“卡管”乃至“拔管”的粗暴动作，使台大校长遴选案延宕多时，直到2018年12月24日才由时任的台湾“教育部长”叶俊荣宣布“勉予同意”核定管中闵的校长职务，最后管中闵终于在2019年1月8日走马上任。其间，不仅创造台大256天无校长的历史纪录，也先后折损了潘文忠、吴茂昆、叶俊荣三位“教育部长”，潘文忠虽“卡管”却不愿“拔管”，在2018年4月13日终于抵挡不住压力请辞。继任的吴茂昆在当年4月19日上台，4月27日正式“拔管”，但随即引爆民怨，加上其个人兼职、请假、溢领研究费等诸多问题，仅干41天就默然下台。叶俊荣当年12月24日宣布对管中闵台大校长一职“勉予同意”后，于次日（25日）向“行政院长”赖清德请辞。

 

人们原以为纷挠1年多的“管案”终于落幕，但却没想到蔡当局似乎不达“拔管”目的决不罢休，又透过“监察院”接棒出招。2019年1月15日，蔡当局“监察院”针对管中闵担任“政务委员”期间，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禁止兼职”之规定，以匿名方式常态性为《壹周刊》撰写社论，3年下来获取190万元报酬，“监委”以7比4票数通过管的弹劾案。当天晚上，管义务律师团发布声明表示，管中闵与杂志社无定期供稿契约关系，稿费作为认定兼职依据于法无据，且投稿属言论自由。国民党“立委”廖国栋也说，“监察院”弹劾的理由，过去“监察院”调查也有很多教授有这样的状况，如果真有其事就按照奖惩办法处理，但是事件一年多前，就有媒体披露相关状况，有超过百位教授都有这样的情形，单单挑了管校长是政治思维。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能搞双重标准？

 

其四，为了私利改制农田水利会严重限缩其功能

 

在农田水利会（简称“水利会”），是台湾负责管理灌溉水利设施的机构。水利会会长在李登辉时期，属于官派。现在，民进党将水利会会长改回官派，无外乎有三个目的：第一，想接管该会数量庞大的资产。据台当局“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台17个水利会名下现金超过750亿元，辖下土地及水利设施等资产，保守估计也有2000多亿元。也有岛内媒体披露，全台各地的水利会总资产粗估超过1万亿元。第二，想彻底瓦解国民党的基层力量。全台水利会有会员近150万人，被视为国民党渗入最深的基层组织之一。过去农田水利会干部通常是蓝营大桩脚，透过操盘、动员，替蓝军参选人拉票，对蓝军的选情发挥重要的拉抬作用。第三，想把水利会变成自己的基层组织、水利会干部变成自己的重要基层选举脏脚。随着水利会会长等重要干部由自选改为官派，水利会干部在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下，很可能由过去效忠国民党变成效忠民进党，替民进党“抬轿”。不过，民进党将水利会会长等重要干部改回官派，无形之中剥夺了水利会自治的权力，也严重限缩了水利会的民主功能，不利于水利会群策群力，做大做强。

 

其五，罔顾主流民意，启用民进党落选的县市长参选人担任台当局高层职务

 

民进党由于施政荒腔走板，胡作非为，伤害民利，令人失望，导致在2018年11月的台湾地方“九合一”选举中惨败，使许多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落选，也表明台湾当地的主流民意不认同和不支持这些民进党的落选人。

 

然而，民进党罔顾主流民意，仗着“全面执政”的优势，居然将大量败选的县市长参选人破格延揽到台湾当局所谓的“中央”高层来担任要职，手握人、财、物等大权，出现败选者领导胜选者的反民主现象。

 

民进党延揽到所谓“中央”担任要职的主要有：新北市长败选的苏贞昌出任“行政院长”，高雄市长败选人陈其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台中市长落败的林佳龙出任“交通部长”，云林县长落败的李进勇出任“中选会主委”，宛如形成“落败者联盟”。民进党将败选者摆在胜选者的领导地位，无非是为了让这些败选者更加效忠民进党。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既违背了主流民意，也有悖于民主精神，是对民主价值的亵渎、践踏、破坏，暴露了他们“捍卫民主”、“守护民主”是假，反对民主、践踏民主、破坏民主是真的丑恶嘴脸！（中国台湾网网友：张良骅）（本文为网友来稿，不代表中国台湾网观点）

理解“中国奇迹”离不开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但这绝不是全部答案。说一个国家的强与弱、制度的好与坏、治理的良与劣，都是在国际比较意义上而言。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什么是政治？民生和安全就是最大的政治，能够保障安居乐业的制度就是好政治。那么，中国政治的优势到底何在？或者说，到底如何认识实现了“中国奇迹”的内在政治逻辑？

 

政治道路的差异：政党制度

 

人类的政治秩序是由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所构成。政治发展道路多种多样，从政治秩序类比来看主要分为“资本秩序”和“民本秩序”。“资本秩序”和“民本秩序”的分叉点在于不同的政党制度。

 

所谓“资本秩序”，就是资本权力主导的政治秩序。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市场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有富人阶层、中产阶层和穷人阶层；不但如此，现代国家建构还是自我强化政治认同的过程，即“我是谁”，从而出现多种民族、多元文化上的自我确认。财富和政治认同都有相应的政治诉求，即通过相应的政党组织来表达，这就必然是多党制。基于社会分化和多元化而形成的多党制，穷人有穷人的政党，富人有富人的政党，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主义的政党，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发秩序”，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人类自发秩序的一种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多党制通过代议制选举而实现各阶层、各次级共同体的利益，极容易导致寡头政治。201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项美国政治研究成果用扎实的数据说明，富人利益集团的诉求很容易变成法律和政策，而穷人阶层的诉求则很难变成政策议程。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做节目时曾说“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例如美国枪支泛滥导致每年3万左右的人死伤，因此每次民意调查绝大多数的人都主张控枪，但“民意”毫不管用，枪支依然泛滥。

 

模仿发达国家“资本秩序”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其政治秩序的建构很容易滑向“强社会秩序”。国家只是众多社会权力组织中的一个，国家权力因受制于各种“地头蛇”诸如强势部落首领、地主、商人集团、军阀等而难以作为，国家能力根本组织不起来。在这样的“强社会秩序”中再搞代议制民主，结果可想而知，选举民主的结果只是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还停留在部落制或封建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中搞党争民主，绝不是西式民主理论鼓吹的自由民主，而是部落制民主或封建制民主。

 

所谓“民本秩序”，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的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为本的政治秩序。在财富分层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各种群众团体可以有不同渠道的政治诉求表达方式，但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只能是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代表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民本秩序”政治。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其首先解决了历史上的中国的一盘散沙、国之不国的问题，并且在和“资本秩序”比较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政体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公共政策上奉行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原则，是一种最能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民民主。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在中国，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各类问题，例如大规模地提升居民居住水平、脱贫攻坚工程、在落后地区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口建设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民民主。

 

“资本秩序”在许多国家产生系列问题，而中国所走的“民本秩序”保障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避免了“资本秩序”诸多弊端。

 

政治制度的差异：制度整合力

 

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是体现在政府形式上，而是体现在治理能力上。而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是制度整合力，因此治理能力又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现代国家与古希腊城邦式国家相比，不但在规模上有质的差别，比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出现；而且在国家的最主要要素即人口方面也有质的差别，比如同质化民族变为异质化，民族关系成为政治权力的重大挑战。另外，在权力维度上更是古代社会未曾有过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比如从单纯的一个层次的政治演变为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行政－立法－司法关系。如此这般，如何把多层次、多维度的专业化制度有效地组织起来，是对国家能力或治理能力的严峻挑战。

 

制度整合力的核心就是政体，政体是把一个国家组织起来的根本性制度。目前世界上典型的政体有两种，一种是代议制民主，一种是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历史上，以政党竞争为象征的代议制民主有成功的案例，但其成功的前提是社会的同质化条件，即共同的国家认同和政治信念。也有导致政治问题越来越多的失败案例，比如30年代的德国、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同质化社会条件或者同质化条件正在流失而导致政治分裂加剧。

 

总体上说，代议制民主是需要条件的，二战之后新兴国家150多个，没有哪个后发国家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而走向发达序列。因为非西方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以党争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往往令后发国家落后的社会制度更加固化。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西方冲击而出现总体性危机的中国，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把中国再组织起来的问题。从晚清到民国，许多党派、许多知识分子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国家建设方案，最终有效地把破碎的国家重新组织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由“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构成的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历史内生性演化的产物，也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政治逻辑。民主集中制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这种从历史中而来、在现实中管用的制度，正是中国成功的法宝，其在国家治理的国际比较中优势凸显。民主集中制原则从革命时期的1.0版，到建设时期的2.0版，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3.0版，民主与集中之间不断走向平衡，不断完善，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核心要素。

 

民主集中制不但是理解中国党政关系的根本制度，也是理解各种权力关系的关键。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一委两院”（政府、监察委、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行的。在宪法规定之外的事实性权力关系中，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国家导航的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相得益彰，是一种事实性民主集中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中间组织的设立既有自由的登记制，又有分类控制，比如政治类、法律类、宗教类和民族类的社团需要审批成立，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政权组织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体现在政治过程之中，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各级党委在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意见之后进行决策。民主集中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总钥匙，也是理解“中国奇迹”的政治逻辑。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保证了中国的制度整合力，这与代议制民主所强化的认同政治以及所造成的的政治裂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成也政治制度，败也政治制度。两大制度类型的不同作用告诉我们，“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同时，这种不同作用还提示我们需重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论断指出了国家权力的原理。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由若干同心圆构成，从核心到外围依次是政治制度圆、经济制度圆、社会制度圆和历史文化圆，其中最核心的政治制度要素固然要适应作为环境性要素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但是最核心的力量怎么可能总是被决定而不起主导作用呢？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历经奴隶制的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其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相反，那些动辄折腾政治制度的改革却会迅速搞垮一个国家。这就是大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治理的差异：政策执行力

 

观察国家治理能力最直观指标是看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否有决策的权威、是否有将政策变得可执行的权威，以及政策执行者是否有能力去执行权威的决策。因此，权威的政策执行过程事实上包括两个部分：中央权威和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

 

权威是制度整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现代民主政治讲的是政治的人民性或民主性，因此一些治理理论中的关键要素就是权威。没有权威，一个国家便不可能正常运转；相较于古代社会，复杂性现代社会更需要权威，有了权威，政府、国家才能正常存续。“民治”是农业社会的神话，如果“民治”都能管用，就不需要政府了，而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代表了让人又恨又爱的权威的存在。因此，政治的人民性（民主性）首先不能排斥政治的权威性。权威性直接表现在领导人的决策力上。

 

权威的决策都能得到执行吗？答案是不乐观的。很多国家并非没有战略目标，但就是得不到执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中的一项普遍的制度短板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都缺少训练有素的、怀有职业精神的公务员队伍。发展中国家在所谓的“民主化”转型之后，民主政治似乎很发达，但行政能力却很落后。民主是用来产生权力并分配利益的，比如立法，但立法之后需要人去执行。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行政体制建制晚于民主制度，而民主选举进一步强化了既有古老的社会结构，未经改造的社会势力在选举中通过恩主庇护政治而变得更加强大，结果便是脆弱的执行机构面对着强大的民意机构和社会势力的双重压力。这就是结构性的执行能力危机。

 

与上述情况形成对比，中国最早发明了将国家组织起来的官僚制，比如先秦就开始有的郡县制、军功制、选拔制和官僚制以及管仲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组织国家和管理国家的能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体制和能力后来被赋予民本思想，形成了以“厚生”为本的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曾中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明基因。中国共产党将这种以民为本的管理体制植入“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使得民本思想有了落地的制度机制，从而为新型的公务员队伍注入了全面责任的政府管理思想，使得有着古老文明基因的中国政府完全不同于西方科层制所谓的“非人格化”特征。可以说，中国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与能力在世界上堪舆任何国家的公务员媲美。

 

从这个角度看政策执行力，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奇迹”中看不见的精神文化要素的作用，而这些并不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所能理解的。忽视了各级公务员的本着民本思想的工作乃至忘我奉献，就不能真正理解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成就。

 

当然，中国人不能因此而妄自尊大，毕竟我们还有一些体制上的弊端需要在固本革新中去克服；但中国人更不能妄自菲薄，对自身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不自信，而幻想一个迥异于自己文明基因的“飞来峰”。以为“飞来峰”上有花果山，其实到处是悬崖峭壁。国家治理最忌讳的是逐梦乌托邦，最实际、最有效的途径是在现实中解决不断产生的难题。相较于有些国家的“治理赤字”，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下，中国表现出色的制度整合力和国家治理中优秀的政策执行力，将让世人持续见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