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对《广场协议》的教训和经验

1985年9月22日,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广场协议》,这一协议旨在解决美元对当时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汇率高估,以及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问题。

 

但事后的形势发展证明,对汇率的干预未能解决美国逆差问题,汇率只是“替罪羊”。同时,日本政府在形势变化下应对失当,给本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教训值得汲取;而日本企业为应对挑战积极调整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广场协议》出台的背景与考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元持续走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经济陷入衰退是《广场协议》诞生的历史大背景。

 

1979年美国通胀率高达13%,1980年到1982年美国经济连续两次陷入衰退,经济滞胀问题凸显。为此,1979年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启动加息抑制通胀,但也导致美元汇率大涨,美国贸易逆差加剧。

 

据经合组织统计,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对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的总体升幅达到约50%。美元走强给美国出口带来巨大压力,同时日本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其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进一步令美国逆差状况恶化。1980年美国尚能实现经常账户顺差,到1985年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达2.71%。

 

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开始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压,以解决美元被高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问题。这最终促成美国在1985年和主要贸易伙伴签署《广场协议》。

 

在协议中,虽然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均有所让步,但日本做出的妥协最大,包括以下几方面:一、进一步对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本国市场;二、执行强有力的监管松绑措施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活力;三、就日元汇率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四、大力实施金融市场和日元汇率自由化;五、在财政政策方面继续聚焦两大目标,即减少中央政府赤字和为私营部门提供有利增长环境;六、在刺激内需方面聚焦扩大消费和抵押信贷市场,以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在这六条中,实现日元对美元升值是核心内容。

 

从短期看,《广场协议》迅速解决了美元高估问题,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也大幅好转,到1991年甚至恢复到顺差状态。不过好景不长,随着1995年经济全球化加速,美国外贸形势又加速恶化。

 

而从长期看,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经济结构性问题,即投资率高于储蓄率。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所说,只有美国提高储蓄率或降低投资率,才能根本解决对外贸易失衡。

 

但出于政治原因,美国国内产业和政治势力总要为贸易失衡寻找“替罪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农业、工业出口商开始积极游说国会,强大的国内保护主义压力,是白宫和主要经济伙伴协商并达成《广场协议》的直接推动力。

 

可见,汇率和国际贸易不仅是国际经济问题,也是国内政治问题。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失衡,但美国政府总会周而复始地寻找“替罪羊”。

 

《广场协议》效应的回顾与争论

 

《广场协议》的签署国有五个,但为何签约后只有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危机?日本政府应对失当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

 

《广场协议》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但这并未造成金融市场和经济动荡,日本经济直到1990年前都保持较高速增长。

 

但在同时,由于担心日元过度升值有损经济竞争力,日本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扩张势头。从1985年至1987年,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日本股市、楼市泡沫因此越吹越大。

 

到1989年,日本当局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很激进。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央行基准利率从2.5%升到6%。银根急剧收紧刺破经济泡沫,日本经济随后陷入“失落的十年”。

 

日本央行前行长黑田东彦2004年撰文《日本汇率政策失败所带来的教训》指出:“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

 

今天,各界对《广场协议》和后来的日本经济困局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仍存在争论。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是被迫对本币升值,这一“城下之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危局;也有一些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在面对经济形势变化时自乱阵脚,决策接连失误,这才是造成日本经济“沦陷”的根本原因。

 

《广场协议》应对的经验与思辨

 

虽然日本经济在1991年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时间低迷,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本已基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目标。1991年,日本名义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日本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

 

同时,在压力之下日本私营部门开始积极寻求出路。首先,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例如,为化解长期以来的日美汽车贸易纠纷,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累计在美投资220亿美元,在美国雇用13.6万员工。这种本土化生产不仅有助于化解贸易战风险,也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认同度。

 

其次,日元升值和贸易摩擦倒逼日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日本制造”加速从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制造业转型;同时日本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精益生产”也成为全球企业学习的楷模。

 

因此,虽然日本经济陷入零增长陷阱,但私营部门的全球竞争力却不降反升。在泡沫破裂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大到汽车小到随身听,日本商品依然风靡全球。

 

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日本企业并非一味降价扩大市场份额,而是有意识控制产品销路,将精力更多放到提高质量和压缩成本上,大大提高了利润率。(新华社电 记者金旼旼 杜静 孙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