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 翻译中国经典的“洋教授”

安乐哲: 翻译中国经典的“洋教授”

安乐哲在北京师范大学会林文化颁奖典礼上发言。

 

安乐哲: 翻译中国经典的“洋教授”

安乐哲在接受本报采访。裴丕 摄

 

安乐哲: 翻译中国经典的“洋教授”

安乐哲在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演讲。

 

“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眼前这位高高大大的外国教授向台下深鞠一躬,熟练地说出了这句“中国味”十足的开场白。显然,他熟稔中国的问候礼节。

 

这位被中国学者评价为“春风和悦,有谦谦君子之风”的洋教授,正是曾翻译过《论语》《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经典,曾荣获世界儒学大会“孔子文化奖”的美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

 

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看望了部分资深教授和中青年教师代表。习近平亲切地问安乐哲来自哪所大学、来中国多长时间、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并希望他更多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安乐哲如何理解中国儒家文化?在他向西方翻译和介绍中国儒家经典时,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来过中国的次数多得自己也“记不清”了的安乐哲反复强调,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是他一生的志向。

 

在香港“偶遇”孔子

 

“如果问我对中国文化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我会说是‘家’。”5月9日,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一场名为“儒家角色伦理”的讲座上,安乐哲向大家分享着自己对中国儒学的见解,“因为‘家’就是人彼此需要,是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的讲述不时引用《论语》《孟子》等经典原文,也夹杂着大量英语单词来表达更准确的意思。浓浓外国口音,掩盖不了这位西方儒学大家的真知灼见。

 

人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巧合,中国人的说法叫“缘分”。安乐哲与中国哲学的缘份,要上溯到52年前。

 

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闷热、潮湿的傍晚,19岁的安乐哲作为加州雷德兰斯大学文理学院的交换生,只身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他依然记得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当他从旅馆向窗外眺望时,外面的一切是那样陌生而新奇。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无法逆转的转折”。

 

入学后不久,室友送给他一本英文版《四书》。这是安乐哲第一次听说孔子,他一下子就迷上了。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一充满意义的时刻,安乐哲笑着告诉笔者:“这是我决定毕生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

 

后来,他师从哲学家劳思光学习《孟子》。这位长他20岁的学者一袭长袍,清癯矍铄。老师身上中国传统士人的气度与献身哲学的热情,让他深深叹服。

 

“如果说我从课堂上和书本中学到了一点中国哲学,那么我从周围人身上学到的要多得多。”安乐哲告诉笔者,刚到香港时,他对中国人之间与西方完全迥异的相处方式非常感兴趣,彼此关爱的人情关系让他见证了中国哲学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模样,“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活的传统。”他深情地说。

 

第二年夏天,安乐哲启程回国。走时,手里捧着一本刘殿爵先生翻译的《道德经》。他的学术理想逐渐变得清晰且坚定,那就是专注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巧合的是,几年后他成功拜入刘殿爵门下,成为一名哲学博士。刘殿爵是伦敦大学首位华人中文讲座教授,他翻译的《道德经》在全世界广受欢迎。

 

回忆起刘先生的教诲,安乐哲至今感慨万分。“第一天上课时,他就劈头问我:‘《淮南子》你读过几遍?’我支吾地回答:读过吧。他面带愠色地说道:‘仅此而已吗?’”

 

刘先生主张阅读原始文献,对脱离原文的浮泛讨论心存反感,这对安乐哲思考如何研究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跟着刘殿爵扎实地研习,多年后,安乐哲在夏威夷大学当老师,刘殿爵转去香港大学任教,两人仍在暑假的几个月里,蹲在刘先生的书房中,一遍遍研读《淮南子》原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年香港同学张敏仪从《论语》中挑出这一句,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安乐哲,既谐音他的英文名字,更代表着哲学即是快乐的意思。没想到,这成了他余生的写照。

 

翻译中国的全新尝试

 

碧海、蓝天、椰林……这是远离美国大陆的夏威夷群岛,拥有四季如春的热带海洋气候与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在美国高校中独树一帜,专门设有中国哲学、日本哲学、印度哲学等专业。而在欧美,大多数哲学系并不开设这些课程。1978年取得古代中国哲学经典的博士学位后,安乐哲在这里开启了他的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生涯。

 

从雷德兰斯大学文理学院的本科开始,到取得博士学位和教职,安乐哲总共花了13 年、辗转了5所学校。“因为那时整个西方世界找不到教中国哲学的地方。”为了修够学分,他只能来往于中国台湾、日本、英国各地大学,分别选修中文、哲学等课程。

 

安乐哲记得,1978年前后他在加拿大陪妻子去诊所看病时,医生随口问他是做什么研究的。当听说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时,医生“惊奇地笑出了眼泪”。这件事情给了安乐哲很大的刺激,作为哲学研究者,他深知哲学家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认识人类经验的共同特征,在尽可能广阔的背景上研究问题。“如果西方哲学将其他哲学传统排斥在外,那么它作为一门学科就没有尽到学术责任。”安乐哲笃定地说。于是,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他越来越致力于改变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这种顽固的偏见。

 

了解的第一步,是突破语言障碍。安乐哲深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存在着极大的误读,诸如《论语》《孟子》《道德经》等著作,最初是由传教士等翻译并解释的,“其中包含着欧洲基督教文化的臆断。”

 

“比如说‘义’这个字,传统译法是righteousness,这是《圣经》中用语,意思是‘秉承上帝的意志行动’。但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概念,这明显就是牵强附会。”在安乐哲看来,翻译的原则就是要表达事物的本质。“因此,我把‘义’翻译成appropriateness,‘合适’的意思。因为《中庸》里讲:‘义者,宜也。’”事实上,安乐哲对这个译法也不甚满意,仍在想办法改进,“但至少离汉语‘义’字的意思更接近一些了。”

 

在这样的较真劲儿下,安乐哲一点点推进他的重译经典工程。1993年到2009年间,他逐年与合作者翻译了包括《孙子兵法》《论语》《中庸》《道德经》《淮南子》在内的中国哲学经典。他的《通过孔子而思》《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等著作,着力纠正西方学界“中国没有哲学”的偏见,助力中西哲学平等对话。

 

2013年9月27日,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举行。大会授予安乐哲“孔子文化奖”,称赞其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阐释者”。

 

“大家都争着想了解中国”

 

北京大学西门外的一家饭店,专卖皮薄馅儿大的饺子,安乐哲笑着说自己每周都要去吃两回。

 

2016年从夏威夷大学退休后,他来到中国,成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同时,作为山东省首批“儒学大家”,他也在曲阜中国孔子研究院任职。

 

“我快70岁了,留在夏威夷很好,可在中国我觉得很精彩。”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对学术的不懈追求,安乐哲离开了夏威夷面朝大海的别墅,来到中国开启新的生活。

 

距离1985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已经过去30多年。当时,他偕妻子一路开车往返上海与北京之间,期间,他还专门去了安徽寻访《淮南子》的源头,当他向当地赠送他所翻译的《淮南子》时,受到了欢迎,并受邀参观博物馆。从那以后,安乐哲不时来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每一次,这里发生的变化都让他惊呼“太快了!”“我和几个朋友开玩笑说,仿佛去年大家都还骑自行车,现在全开上汽车了。”

 

随着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哲学研究也渐渐进入西方主流视野。“现在大家都争着想了解中国。”回忆起40年前在夏威夷大学时的情形,安乐哲感慨:“那个时候,我们学中国哲学的,包括我的学生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工作非常难。”现在,他每年给学生们写推荐信,往往有十几个非西方哲学的岗位需要人,“这是相当大的改变。”

 

就安乐哲自己来说,他依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竹简本底本翻译的《孙子兵法》在西方广受欢迎。

 

“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的竞争、分裂,不断激化当今世界的许多矛盾。”安乐哲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东方。”

 

在2017年出版的新书《儒家角色伦理学》中,安乐哲专门阐述了基于家庭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组成方式。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起点是“孝”字。“‘孝’的古文,上面像是一个老者的头,像爱因斯坦蓬着胡子。”安乐哲风趣地这样解读古文的“孝”字写法,“下面是一个‘子’,用来替代老人的拐杖。”这其中蕴含了情感的传承,是人类社会和谐的源头。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国家,包含着对关系与情感的珍重。

 

这种强调合作而非竞争,以邻为友而非以邻为敌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安乐哲看来,也是解决当前全球困境的重要资源。他特别赞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这是人类应有的目标。我们应该彼此负责、彼此依靠。”

 

4月底,安乐哲第一次来到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杭州太美了,是中国的‘夏威夷’。”安乐哲微笑着,眼角皱纹里藏不住深情。

 

或许除了美景外,更吸引他的是中国的文化氛围,那样和谐、包容,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叶晓楠 吕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