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麼成了布羅代爾的中文譯者”

“我怎麼成了布羅代爾的中文譯者”

 

日前,商務印書館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以下簡稱《物質文明》)十套樣書送到我家。書籍的封面、版式、插圖等設計極其精美,令人愛不釋手。編輯希望我用講故事的方式,告訴大家譯書的經過及其中的艱辛。盛情難卻,我想,不妨講述一下自己成為布羅代爾中文譯者的前因後果。

 

我退休前在中央編譯局,本職工作是把中央領導人的著作及兩會檔案翻譯成法文,按說很難與外國史學名家發生任何交集。然而,太多的機緣巧合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事情要從1978年說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接待法國的一個學者代表團,邀我充當陪同翻譯。以布羅代爾為首的年鑑派史學是法國學界的驕傲,代表團自然津津樂道地詳加介紹。在他們所做的學術報告裡,我第一次聽到布羅代爾的大名,並得知“文明史”“長時段”“跨學科研究”等新概念。為了把報告中那些陌生的東西翻譯清楚,我不得不請報告人在每場報告前專門為我開點小灶。這點“特殊待遇”,讓我打開了新視野。但在當時,這些知識與我的本職工作畢竟相距甚遠,我並沒有作進一步探究的意圖和動力。

 

出人意料的是,代表團副團長雅克·勒高夫對我產生了興趣,主動邀請我去由他擔任院長的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作訪問學者。就這樣,經編譯局同意,我於1982年11月至1983年7月在巴黎進修了9個月。

 

法方的邀請意圖與我的個人願望有一定的錯位。他們可能希望我在高等研究院能與法國學者有更多交流,加深對年鑑派史學的瞭解。而我當時卻一心想提高法語寫作能力,以期回國後做好本職工作。

 

此外,赴法前我已出版了兩本譯著:布朗基的《祖國在危急中》和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有關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獻資料、研究動態自然也吸引著我的注意力。因此,9個月中,我對年鑑派史學只給予了有限的關注。認真攻讀過的兩本書至今記憶猶新:勒高夫的《新史學》和孚雷的《史學作坊》。兩位作者都是布羅代爾最具影響力的門生,我有幸受到他們的多次宴請。然而說來慚愧,布羅代爾本人的大作,我一本也沒有讀過。

 

與布羅代爾唯一的一次見面,要歸功於《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地區》(以下簡稱《地中海》)的譯者唐家龍先生。一天在巴黎街頭偶遇,他正尋找門路,想向作者當面請教幾個問題。我便利用自己訪問學者的身份,預約了與布羅代爾的會見。可是,我為老唐作了引見後便匆匆告別,並沒有參與談話。領略大師風采的一次極好機會不經意間被我錯過,今天回想起來,真是追悔莫及。

 

與布羅代爾真正結緣,要等到他去世之後的1986年2月。北京三聯書店決定出版《物質文明》中譯本,邀約施康強和我承擔翻譯工作。我們感到相當突然,甚至有點膽怯,因為早聽說過布羅代爾作品的廣徵博引和艱澀難懂,深怕三大本鉅著落在我們手裡成了燙手山芋。可是,在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的巧言遊說下,又禁不住書中精美插圖的誘惑,我們居然皺著眉頭領受了任務。

 

而法國人文科學之家為促進其創始人布羅代爾的著作在國外傳播,可謂不遺餘力。這家學術基金會特撥經費,邀請施康強、我和夫人張慧君在巴黎逗留半年,以便我們能就近查閱資料和答疑解惑。基金會主任給我們簽發了通用借書證,可以在巴黎所有圖書館和博物館暢行無阻。

 

布羅代爾的夫人保爾·布羅代爾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她的幫助也最直接、最寶貴。她把丈夫生前的工作室騰出來,供我和張慧君居住。除了耐心解答問題外,還經常講些她先生學術生涯中的趣聞逸事。更加難得的是,我可以隨時查閱布羅代爾在法蘭西公學講課的教案。為了講課需要,他在教案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正式出版物中讓人費解的語句和段落講得一清二楚。

 

通過翻譯布羅代爾著作的磨練,我的中譯法水平邁上了一個重要臺階。在1990年把《物質文明》譯稿交齊後,我沒有停下腳步。1991年,應商務印書館邀請為《地中海》第一卷譯稿作通讀校訂;1992—1994年,與張澤乾合作翻譯《法蘭西的特性》1—3卷;1995—1996年,和張慧君一起編譯史學文集《資本主義論叢》。

 

就這樣,十年時間裡,我把這位史學大師的主要著作幾乎摸了個遍,用布羅代爾夫人的話來說,我可以“當之無愧”地自稱是“布羅代爾的中文譯者”。這十年的日日夜夜是我翻譯人生中最辛苦、最充實和最富成果的金色歲月。今天回顧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看到布羅代爾的著作因獲得中國讀者的歡迎而再版,我感到由衷的高興和自豪。(顧 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