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晚年的禁菸實踐

編輯:章文君|2016-12-13 17:13:43|來源:海峽飛虹

1924年12月14日,孫中山先生在天津與拒毒會某君談話,主張力禁鴉片之毒。

 

其實,在1923年12月,孫中山便設立了大本營禁菸督辦署,任命大本營內政部次長楊西巖為禁菸督辦,開始正式實施他的“設局禁菸”的藍圖。這是孫中山一生中最重要的禁菸實踐活動。孫中山晚年對禁菸十分重視,他多次強調禁菸事務是國民革命尤其是當時北伐統一事業的“要政”,要求部屬們應以極大的熱情和高度責任感投人到禁菸活動中去。

 

禁菸體制的演變

 

孫中山的禁菸體制經歷了由“軍官合辦”到“軍人兼辦”再到“署局歸政”的三個發展階段,過程可謂辛酸、曲折。

 

由於常年積弊,軍人庇煙已成習慣,一旦將煙收歸政府公賣,對軍隊來說,無疑是口中奪寶,勢必百般阻撓。要力行禁絕私煙且收實效,必須先向各軍疏通,使其各軍對以徵養軍,統一財政的禁菸主旨認同,然後再行禁菸,方能少生事端。但當時集居廣東的軍隊就有粵軍、湘軍、桂軍、滇軍、福軍等,逐一疏通殊非易事,於是策劃出“軍官合辦”的式,即以文官任督辦,以軍隊長官為會辦、幫辦的文武並置的辦事體制。

 

1924年1月,首任會辦的有大元帥府拱衛軍司令朱培德、滇軍第二軍軍長範石生、粵軍李福林軍長、中央直轄第三軍(桂軍)軍長盧師諦等。因會辦皆身為各軍長官,無暇具體到職視事,於是又由各會辦提名推薦,大元帥加委若干禁菸幫辦辦理具體事務。

 

魯滌平

魯滌平

 

表面上看“軍官合辦”能使官方與軍方直接勾通,取得一定的協調行動,實際上,軍方煙會辦對禁菸之興趣不大,他們的目標焦點是“會辦”其轄區內的軍餉,常常是軍方在禁菸的旗幟下,徵得重稅,但卻“時有將收入款項截留之事發生”。為此,孫中山曾多次責令各軍長,維持禁菸,不得截留禁菸特別款項。由此,軍政之間為了餉銀和煙稅相互扯皮之事不斷,軍政利益衝突日益尖銳。1924年3月17日,才任職兩個月的督辦楊西巖被孫中山免職查辦。他下令“禁菸督辦署會辦,幫辦各職,著一律裁撤”。“軍官合辦”禁菸至此終結。

 

孫中山改委湘軍第二軍軍長魯滌平任禁菸督辦“兼理禁菸”。於是開始了以“軍人而兼辦禁菸”的禁菸管理體制。其間,魯滌平以前方戰事和禁菸事務難以兩全為由多次呈請辭職,9月1日,孫中山又委派湘軍第三軍軍長謝國光為禁菸督辦署督辦。

 

謝國光

謝國光

 

1924年底,“大元帥現以財政統一,既漸有頭緒,即關於各種駢枝機關,自應分別裁撤或合併,以一事權,而省經費”。於是將禁菸督辦署與廣東籌餉總局合併,新成立廣東全省籌餉總局,“將禁菸事宜歸併籌餉局辦理,即以財政部長兼任該局督辦”,總局下設禁菸科,專辦禁菸事務。

 

無奈的鴉片專賣

 

設局禁菸的目的,孫中山說得十分明白:“禁菸督辦之設,原期寓禁於征,漸杜痼疾”。因為禁絕鴉片確非一時,也不是一個地區能單獨解決的問題,既然如此,不如實用一點,採用重稅鴉片政策,寓禁於征。

 

孫中山在政策上已從反對鴉片專賣到推行鴉片專賣。所謂鴉片公賣,是在官廳監督下采用的一種招商承包經營鴉片的形式。其方法是由禁菸督辦署向商人招標承辦,承辦人被許可在某一特定的區域內設立禁菸分局,並由督辦署加委為禁菸分局長銜,承辦商要依據承辦協議認餉,並按時向督辦署繳納按餉、藉餉。承辦商在其分局管區內,以政府名義,向經銷商發放鴉片藥膏經營許可證,並根據鴉片燈盞規模,徵收轄區以內的“牌照費”“藥膏費”。

 

福州禁菸團體和收繳的鴉片煙具

福州禁菸團體和收繳的鴉片煙具

 

這種方式,對鴉片藥膏承辦商有相當吸引力。例如,當魯滌平接任督辦發表後,藥膏承銷商紛紛到軍部接洽,自願認餉承銷省河藥膏。最後,萬益公司李士光以預先繳納餉銀15萬元奪標,與督辦署達成以萬益公司名義認餉,設立廣州市禁菸局,承辦廣州市區的行銷戒菸藥及其製造原料的業務,每月認餉9萬元;承銷期內,所有私運煙土,由督辦署嚴為禁絕。在將鴉片買賣、經營納入公家專賣渠道的同時,對未經許可的私種、私販、私吸鴉片行為則進行嚴厲稽徵,輕者罰款,重者則坐牢。這方面,在廣東政府頒佈的《禁菸條例》中有十分詳細的規定。孫中山還特許派兵艦支援稽徵。

 

禁菸成效:徵有效,禁未果

 

首先,大本營的鴉片稅收逐月增長。禁菸督辦署創辦伊始,照孫中山之意圖,除去日常開支“每日應解(大本營)會計司乏二百元”“即每月應上繳六幹元。這個額度,在楊西巖任內雖時有拖欠,但至少應在每月五千元左右。如果加上督辦署每月經費實際開支為三萬元,其實際收入當在四萬元左右。到魯滌平任內,煙稅收入大幅度增加。據大本營審計處核實,1924年5月份,禁菸督辦署各屬承銷商的按餉、藉餉、牌照、藥膏、罰款等項業務收人總額為洋毫143979.905元,減扣該署經常費用後還撥交各軍給養費、退還各處按餉16267.28元。1924年6、7、8月,督辦署的業務收人總額則為洋毫434602.584元,撥交各軍給養費等346065.9元。據此統計,四個月內禁菸督辦署的鴉片稅收每月平均為144645.6元,除去署內日常經費開支,撥交各軍給養費等平均每月為115583元。

 

高額鴉片稅收對孫中山北伐統一、集聚各方革命力量的確提供了重要的經費保證,但是對菸禁而言,是否達到了“不禁自絕”的預期目的? 1924年5月,禁菸督辦魯滌平向孫中山呈報:“禁種禁吸,雖具科條,而漁利奸人往往陽奉陰違,甚或勾引兵士,護運為名,以至毒物充盈,無可稽考。” 1924年12月14日,孫中山在天津回答拒毒會一位教士問時,也承認“雖有良好政府如廣東省者,甘冒萬難以取締非法之鴉片營業,釐定完密計劃,以圖毒害之根本廓清,但……以水陸私運之繁多,無從收相當之實效。”

 

綜觀上述,孫中山晚年以改良時弊為出發點,對如何根絕為害甚深的鴉片進行了從 “設局禁菸”、 “寓禁於征”的多種探索實踐,然而,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的激烈動盪,尤其是各地軍閥的包庇縱容,使得孫中山的良好願望無法真正實現。這是孫中山一生中若干遺憾之一。

 

(作者:黃德強)

 

參考文獻:

幹鳴豐:《孫中山的禁菸實踐探微》,《樂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欄目簡介: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是非。海峽飛虹中文網攜手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特別策劃推出《聲音檔案——中山先生的一天》,借2016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的日子,我們梳理中山先生親歷的歷史事件,為您講述民國的史事與人物,緬懷中山先生的歷史功勳。孫中山先生曾說過: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