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亲题“教子有方”背后的故事

在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的大路旁，矗立着一座长3米、高1.4米的石碑，其上镌刻“教子有方”四个大字，在朝阳下光芒闪烁，份外显眼。在石碑的左下方，题字者的醒目名字，更令人对这块石碑心生敬意与好奇。敬意是因为题字者正是孙文，人们不禁好奇，到底是谁人有此能力，得到孙中山的题字？

孙中山先生亲书“挽辞”赠予追随者

其实，石碑上“教子有方”四个大字，是孙中山于1917年写的挽辞，赠予黄埔军校教官陆福廷刚去世的父亲陆荫培的。陆福廷是孙中山早期的追随者之一，创建黄埔军校有功，颇受孙中山的赏识。

“教子有方”牌匾

陆福廷出生于1889(光绪十一年)的安徽双沟镇一个书香门弟。其父杨荫培是前清同治年间的恩贡，于乡里之间设馆授学，故陆福廷自幼便随父亲学习。他聪敏好学，志向远大，同时又以“孝顺父母”闻乡里名。他曾先后受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陆福廷1924年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教官时的留影。

毕业后历任安徽陆军教习、北京陆军炮兵团团长等职。然而，他有感北洋军阀腐败，惟有孙中山才是真心为国，故于1916年毅然抛下高官厚禄，南下广东追随孙中山。就在翌年，其父陆荫培病逝，为回乡奔丧，他不得不暂时离粤返皖，临行前孙中山亲书“教子有方”四字，一来表示对其父的追悼，二来也是对陆福廷的褒扬。

在往后的日子，陆福廷又历任黄埔军校筹委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全国铁路运输总司令等，在北伐及抗日战争中，对战时补给和后方勤务有重要贡献，种种佳绩，足见孙中山并没有看错人，陆荫培也确实是“教子有方”。

题字背后：“孝”的强调和反思

除陆福廷以外，孙中山在其他追随者如蒋介石、朱卓文、傅亦僧等的双亲去世时，也曾题赠“教子有方”作为挽辞。其目的除了是感念追随者的多年效劳，以题字彰显其荣耀，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有关举动，重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价值和意义。

孝是中国伦理道德观的主要元素，所谓“百行以孝为先”，它既能维护家庭，宗族的稳固和延续，也有助于文化的新旧更替，薪火相传。然而，踏入1910年代，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渐渐把传统文化当作国家积弱的替罪羊，“孝”的观念也因此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如吴虞的《说孝》和施存统的《非孝》等文章，都对“孝”的观念大加挞伐，将其视为压抑个人发展的元凶，完全否定其合理性。这两篇文章均发表在《新青年》上，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导致大众对“孝”的偏见愈来愈深。

对于有关现象，孙中山颇不以为然的。尽管他认同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但他同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精华，是铸造中华民族独特精神不可或缺的元素，不必也不能完全抛弃。“孝”便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之一。他对“孝”特别推崇：“《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诚然，孙中山并没有因袭古人之说。他重新赋予“孝”新的内容和意义，使之与其民族思想融合起来。首先，他认为中国的国家结构是从家庭出发，最后才扩展为国家的。因此，家庭是中国社会里最基本的单位，而维系家庭稳定的核心价值，便是“孝”；其次，他将忠与孝并举，合称“忠孝”，指出在新时代，“忠”已从古代表示对帝王的效忠，转变为今天对国家与国民的忠诚，如果中国人能够把“忠孝”发扬光大，那么国家则自然可以强盛：“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可惜的是，后来的蒋介石、戴季陶等政治家，把提倡“忠孝”之道，当成是培养忠臣、孝子的统治手段，完全抹杀掉孙中山赋予“孝”的新时代的价值了。

参考文献：
1.陈钧：《论孙中山的人伦理观》，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
2.宋庆阳：《民国中将陆福廷》，《江南社科》，2012年。

栏目简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海峡飞虹中文网携手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特别策划推出《声音档案——中山先生的一天》，借201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日子，我们梳理中山先生亲历的历史事件，为您讲述民国的史事与人物，缅怀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