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十年一觉电影梦

李安(网络图)

 

《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导演李安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追梦历程。这不仅是一个坚持“理想不死”的电影人的成长告白,更是一部探究“如何面对磨难和荣耀”的自我对话。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es)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罗斯(Joel Rose)合写了个剧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 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冲击,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消,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片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那些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人,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纽约大学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时,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关注。但他至今仍无机会拍片,最多执导HBO(Home Box Office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机。

 

纽约大学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李(Spike Lee),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同学中很多也走这条路,但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加上我又没入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相互给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